Story

On my third morning in Florence, I took Tram T2 to its final stop and waited through a long red light. Across the road was a small doorway. I wondered if that was it. Museo di San Marco. Yes. On the ground floor, there was a room on the left with wooden benches running along the walls. A woman in a red dress came in, sat on a folding stool facing the fresco, and stayed perfectly still while her boyfriend photographed her. Nearby, a man was explaining to his girlfriend, “One famous artist said that this place…” A group of older tourists came in, and their cameras were clicking. ...

“本书素材源自作者素秋从2020年9月到2021年9月到政府挂职的经历，记录一座区级图书馆从无到有的建设过程。” 这段话是这本书开篇的作者说明，平铺直叙到有些无聊，因此只看到这段话的时候，我把这本书放在了一边，转身去读《抓住十二只喜鹊的尾巴》，金灿灿的秋天里，自然才是更活色生香的。读完这本书，天气也冷了，我又开始读《全唐诗》。秋冬之交最适合读诗，抄诗，风声过耳，心里却是安安静静的。牵着自行车出门散步，总觉得像牵着一匹马，人和马被傍晚的风吹得摇摇晃晃，心里却还在念——回舟不待月，归去越王家。 读着读着，我又感觉到文字的美好了，此时再次翻书架，翻到这本有关图书馆的书，便能一口气打开，读下去。 我在一个先是晴朗，而后下起大雪，随后又放晴的日子里又哭又笑地读完了这本书。并不好看的封面和简单朴实的说明导致了我的退缩，怕看到“烂书”的怯懦阻碍了我遇到它的脚步，但我没有自责，因为作者在这本书里温柔地回应了我——“每个人与书籍共振的位置不同，哪本书有用，哪本书无用，你得打开自己，去碰撞，其他人并不能替你做出预言。” 这句话说的是书籍，其实是世界。这本书就是如此，讲的是图书馆，爱书的人，但其实讲的是世界。作者讲了高校生活，讲了政府的挂职生活，讲了一座图书馆从一间破房子到一座让很多人感到幸福的图书馆的建立过程，讲了招标投标，领导视察，回扣腐败，投入运行的种种过程，讲了很多热爱书籍，热爱世界的人们的故事。 这是本好书，在书评里揭露好书的具体内容，无异于揭露魔术的秘密。因此我只写它让我震颤的那些瞬间，讲述魔法本身的奇妙。 在开始读这本书前，我正好看到了小红书上的网友和余秀华的对话。有人问她，老师，我该如何写出像您一样好的诗？余秀华的回答是，你要写出像你自己一样好的诗。 所有的好作家，都会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给出这样的答案。作家可以选择写的内容，但无法选择自己能够创造的内容，创造来自于真正的自我，她无法被选择，只能被真诚地表达出来。 这本书好就好在此处，它是一本绝对私人化的书，讲述的是作者本人的生活，和在生活里遇到的形形色色的人。但这就够了，对于一本好书来说，这样的内容不再需要任何的附庸。真诚地书写自己的生活，读者就能从中体会到足够的美，产生足够的共鸣。 我与书里的很多人产生了共鸣。一位更喜欢“摸书”而不是“听书”的盲者，说“摸书”是自己主动地走进去的过程——“就像走进海里，感觉海水一点一点地漫过脚面。”一位在孤独的科研过程中行走的年轻科学家，说自己找到了真正的幸福——“克服焦虑之后，科研就变得那么的美好。她感到极度的宁静与愉悦，她只关注手上正在测的东西，不去想这件事情要多久才能结束，只是去测，去测。”一位书法爱好者，说不希望自己的学生都成为书法家，而是希望他们——“在穷极无聊，在人生的至暗时刻，能写书法，就是一种寄托。” 此时此刻，书架上还放着我临赵孟頫《赤壁赋》留下的“作品”，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打开一叠宣纸，还可以看到一只长着长触角的书虫爬过。我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经历过这些时刻，因此我掉下眼泪。 我的书桌前面贴着一首用油墨印刷的诗，来自于安特卫普的普朗坦-莫雷图斯博物馆(Plantin-Moretus House-Workshops-Museum Complex)。这座博物馆原本是16世纪欧洲最重要的印刷出版社，收藏着两台最古老的古腾堡印刷机。我一个人在博物馆里闲逛的时候和挂着工牌的老爷爷打招呼，他问我，想不想看古腾堡印刷机是怎么工作的。 他在一模一样的印刷机复制品上为我印出了这张纸，用一张纸垫着卷起来，皮筋扎好，塞进我怀里，是出版社曾经的主人Christophe Plantin写的一首诗。这首诗是用古法语写的，我只能认得几个词，譬如“阅读”，譬如“缓慢地”，譬如“等待”，还有题目中的一个词——“世界”。 项飙说，做研究就是要把自己和世界的关系讲清楚。除此之外，把研究做好，文章写好的另一个要义，就是将好奇与热爱毫无保留地倾倒进去，勇敢地把真正的自我倾倒进去。情感技艺是最伟大的技巧，《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好看的原因，正在于此。

《抓住十二只喜鹊的尾巴》是一本讲鸟的故事的书，来自波兰作家斯坦尼斯瓦夫·乌宾斯基。波兰有一句俗语叫“抓住两只喜鹊的尾巴”，比喻同时做很多件事，想要一箭双雕。因此，“抓住十二只喜鹊的尾巴”暗喻十二个与鸟相伴的故事。 我总是莫名其妙地被波兰作品吸引，也被波兰人吸引。 九月初，我一个人从安特卫普坐火车回阿姆斯特丹。搞不懂列车方向，随机找一位路人询问，遇到了一位摘下耳机，撩开卷发，笑着和我说：“我和你同一站下车”的波兰女孩。 我跟在她后背那只巨大的登山包后面走进拥挤的车厢，和她面对面坐下。车还没开动，我们已经得知了对方的专业。她在比利时一座叫做Kortrijk的小城读书，游戏设计专业，去阿姆斯特丹是探望一位朋友。说到这里，她拿出口袋里的祖母的老数码相机，给我看她们的合影。 我看着她金色的卷发落在白色镂空毛衣和黑色的肩带上，她没有一丝皱纹的雪白的脸庞上有两只浅褐色的眼睛，一直看着我。我也看着她，和她说，游戏设计，听起来很酷。她摇摇头说：“只是因为当一个纯粹的艺术家并不能养活我自己。所以我得学点计算机。” 我们聊了一会儿博物馆和旅行，她突然问我：“如果不考虑现实，不考虑工资，你会选择做什么？” 我的答案一如既往，但目前加了个前缀：“现在的生活就不错，但如果可能的话，我更愿意当个彻底的旅行作家。” 她说：“或许你也可以试试当记者。” 我：“那依然是听说读写的过程。你呢？艺术家？电影制作人？” 她的眼睛亮起来，点了点头。 “你最喜欢电影制作里的什么部分？摄影？写剧本？或者是演戏？” 我盯着她那张拥有高鼻梁的精致脸庞。 “我想是摄影。” 于是我们又聊起电影，聊起文学，聊起诗。我和她说，我喜欢辛波斯卡。她教我怎么发音，我跟着读—— “Wisława Szymborska.” “Viswawa Symborska.” “你讲得太好了！你可以去学波兰语了！” 但我依然阅读的是《抓住十二只喜鹊的尾巴》的中文版。里面提到了一种鸟，名叫椋。椋鸟，椋，《说文解字》中解释为“即来也”。真浪漫的解释，就像我在搜索“家里出现的不知名虫子”的时候搜到的来自《酉阳杂俎》里的一个故事——“根据《仙经》的记载，书中蠹鱼如果吃到‘神仙’字样三次，就会变成‘脉望’。” 我对蠹虫的印象，只在于书，以及陈子昂的《感遇三十八首》。第十二首是这样的——“呦呦南山鹿，罹罟以媒和。招摇青桂树，幽蠹亦成科。”因此我用一本厚薄正好的《社会契约录》把它们拍死的时候，会在心里默默道歉。这是我在家里的唯一一本中文书，里面的“神仙”字样，应该是不足三次的，这次不行，等下辈子吧。但它们有时候会变成一抹银灰色的轻烟附在书的背面，或许此时此刻，已经登仙，随着书神去了。 天气转冷了，晚上听不到什么鸟叫。只是今天清晨醒来，还以为是凌晨两三点钟，翻来覆去怎么都无法再次入睡的时候，听到了一声细微的鸟鸣。我一下就知道，这个瞬间，就是侯麦《双姝奇缘》里那个所谓的“蓝调时刻”，世界没亮起来，却已经醒来。接着是若干声不同的鸟鸣，接着是时钟跳到了早晨六点。接着是我起床，在金色的秋日阳光里度过一天，在晚上，读完了这本《抓住十二只喜鹊的尾巴》。 旁边还躺着一本通俗经济学读本，首页空白，是这个名叫Maria的波兰女孩写给我的一段话—“Such a pleasure to accidentally meet you on the train and have such a meaningful conversation in a world surrounded by people who don’t really look around at the world anymore. I hope you always pursue what you truly love and never be scared of trying new things. If you feel it in your heart, it’s never too late to listen to it. Love, Maria, 12.09.25. Train from Antwerp to Amsterdam Zuid.” ...